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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历史与现实
责任编辑:王琳      发布日期:2022-01-2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印发《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创作生产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将于2022年至2023年实施历史题材创作工程。
  ——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这一主线,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将开展主题文艺创作,精心组织实施好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具有精品潜质的现实题材选题,更加嘹亮地唱响“时代大歌”。
  2022年,以创作为核心任务、演出为中心环节,推动文艺创作生产繁荣发展是舞台艺术领域的重点工作。在这期间,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作品将作为舞台上的两支重要力量,各自绽放独特的耀眼光彩。
  从创作而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虽然是舞台艺术创作的两个维度,但也有着殊途同归的创作方式和方法。通过对于两种题材创作特点、方法、困境进行分析,也许能“拨云见日”,帮助创作者找到“以史为鉴、观照现实”的路径。

  真实的历史怎样成为舞台上的“历史”

  本报记者  刘  淼
  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多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相融合,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在各个时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题材戏剧作品。
  与此同时,关于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如何把握历史的真实与戏剧的真实”“如何以史为鉴、观照现实”等话题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处在新时代的创作环境,历史题材创作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精神文化的需求,依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推进历史题材创作需要接力与包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着十分体系化、制度化的述史传统,不仅形成了极度丰富、卷帙浩繁的历史材料,形成了众多治史的经验、观念和方法,也承载着上下五千年文明赓续的文化理想、人文价值、性格心理、审美情趣。这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深厚根基,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方面。
  “过去我们提出过深受认同、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比如强调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和传统戏‘三并举’的政策;也有过多次大的讨论,产生了很多重要成果,比如对真实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观念等,都体现了我们对待历史、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和宝贵经验。”在青年评论家郑荣健看来,在“三并举”政策的指引下,历史题材创作在戏曲改革创新过程中起到了典范作用,但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政策的改变,历史题材的创作也几经波折。
  “我们有过历史题材创作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有分量的优秀作品,比如《曹操与杨修》《金龙与蜉蝣》《傅山进京》《秋风辞》《商鞅》等。这些年来,又出现了《小乔初嫁》《景阳钟》《关中晓月》等。它们有的较为中正,有的较为传奇,但在对待历史、对待艺术的精神把握上,都留下了重要经验。2019年,罗周的两部作品《不破之城》《顾炎武》曾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说明历史题材创作始终在赓续传承、持续接力,而有的话题依然百家争鸣、常说常新。”郑荣健认为,推进历史题材创作,尤其需要这种接力和包容,而这都有赖于人们从历史走来的文化自信和艺术定力。
  在史实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力
  历史题材创作要遵循历史真实还是艺术真实,这是业界一直谈论的问题。剧作家郑怀兴曾说,编写历史剧是在史家提供的史实基础上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挖掘内心,刻画人物。史家重在“事”,编剧重在“人”;史家重在“史”,编剧重在“戏”;史家重在“实”,编剧重在“心”;史家重在“理”,编剧重在“情”;史家重在“直”,编剧重在“曲”。用明人傅山的话来说,编剧要“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推物理,越戏越真”,情节越曲折,人物形象越鲜明,戏才越好看,“即此半假半真局面,却是大开大合文章”。
  在话剧《伏生》的创作中,创作者将历史真实的伏生“壁藏”《尚书》改编成艺术真实的伏生“心脑熟记”《尚书》,并增加伏生不赞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主张“百家争鸣”;隐去李斯为人“善”的一面,大力张扬他人品之“恶”;虚构了伏生的儿子子勃、女儿羲娥、妻子闽姜等人物,勾连交织起整个故事。
  该剧导演王晓鹰认为,话剧《伏生》最大的戏剧性在于,当伏生将生命同书籍融为一体时,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伏生背下那些儒学经典之后,他曾为自己的博闻强记而得意。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也为此而坠入要书与要命的诡异难题之中。最终,为了传承儒学,伏生选择了牺牲家人的生命,选择了像蚂蚁一样卑微地活着,他心甘情愿地走进了人生的极致困境。当冲突从外部对抗转为自我角力,生命困境中的极端抉择才真正显现出戏剧应有的文化意义。”王晓鹰说。
  “历史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艺术创作也不是史官记事。从我们准备把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搬上戏剧舞台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必须面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考验。原原本本按照历史真实来讲舞台故事,那是历史学家做的事;完全架空而脱离历史真实,则不是严肃的历史题材创作。”郑荣健提到,创作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戏曲艺术里,有很多古代的传奇、民间的传说等不能纳入历史题材范畴的创作,或者也有一些架空背景的创作,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投影、独特的传承,要用充分包容、认真辨析的态度来看待,既不把历史题材狭隘化而用历史虚无主义去指责,也不生硬地非把它们称为历史题材,用历史的准绳来规范和要求它们。它们有自身的传承规律和创作规律,要给予充分的尊重。
  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灵魂
  戏剧理论家张庚在《古为今用——历史剧的灵魂》一文中阐释了古为今用对于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古为今用是创作者通过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某些联系,产生了创作历史剧的冲动,剧作家借历史故事讲述古今相通的哲理,或者借历史人物的精神和命运使现代观众产生共鸣,了解历史人物特定的历史背景,解读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传达出来的精神,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如何运用历史素材,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引起现代观众的共鸣,这是每一位历史题材的创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的创作者就在强调历史题材的古为今用,但古为今用的实践是非常困难的。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把今天人们的思想直接套在古人的头上,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让古人直接说现代人的话。还有一些作品,由于创作者缺乏传统戏的积累,在创作历史题材时没有充分运用戏曲手段,变成了穿着古装衣服的‘话剧+唱’。”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静波看来,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创作者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科学对待史料,要加强理论修养,增加对戏曲传统技艺和手段的积累。对一些观众非常熟悉的形象进行颠覆性改编创作时,要找准观众定位,并能阐释到位,做到自圆其说。
  在青年编剧潘乃奇看来,对于古为今用,创作者要从题材、观演关系和传播方式上进行思考。“历史题材在当下的舞台表达,需要我们注意怎样把一段历史故事讲给当下的年轻观众听的问题。完全遵循历史史实,似乎又没有创作空间。完全按照创作者的内心去进行解读,似乎又有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风险。所以,历史故事如何讲给现实生活中的观众,尺度要把握好,让观众寻找到这段历史故事的现实意义、寻找到这段历史故事与自己的联系,从中找到心灵契合点。在观演关系和传播方式上,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注意兼顾内容与形式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重艺术内容与技术内容的彼此融合,在呈现艺术内容的同时,要结合日新月异的技术支持,创新性地实现剧目的舞台呈现,如打造影像剧场、沉浸式全感知剧场等,让观众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地享受剧场艺术的多元魅力,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审美需求。”
  “对历史题材戏剧创作来说,关键是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以史为鉴、观照现实,让历史题材彰显出照亮当下的价值,因此要梳理分辨、要扬弃提炼、要判断昭示,避免‘讲了一个完整的陈旧故事’;二是以史培根、以戏传神,用戏剧艺术的规律去捕捉、挖掘蕴含在历史故事中的戏在哪里,去表现人物的个性心理、行为逻辑与历史行进的关系怎么样,避免‘有事无人,有史无神’。”郑荣健说。

  现实题材的现实困境如何突破

  嘉  纳
  “当前,随着‘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这一创作导向的持续发力,以及‘抓住重大节点’这一创作要求的有力推动,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呈现井喷之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再度回归主流。尽管参与广泛,场面壮观,其情也高涨,其势也汹涌,但结果依然没有跳出——作品多,佳作少;来得快,去得疾;冀望高,收效低;有高原,缺高峰——这一故辙。个中原由或许有潮流之下仓促投身,只能借助既有储备和习惯认知勉力而为的匆忙;抑或有未及审慎考量当今现实主义的特殊内涵和崭新使命而随流跟风的盲目,故而在总体上未能收获预期成果。”剧作家王长安在《新时代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戏剧》一文中发出的感叹,切中了如今现实题材创作的“痛点”。
  对广大创作者而言,找到“痛点”,对症下药,方能持续扬帆远行。
  “离生活越近越难捕捉”
  现实题材作品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虽然长期以来被鼓励、被提倡、被重视,广大创作者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也有佳作陆续面世,但整体结果还是不太令人满意。
  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专职副主席于涛观察到一个现实题材创作困境——书写形象之困,即戏剧作品中缺少真正对普通人物的关注和表达。“普通人是大多数,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大多数、服务的大多数,如果观察当下其他与大众关系更为亲密的文艺门类,比如文学、影视、曲艺等,都越来越多地关注普通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的书写、携带着生活的质感而被群众所喜爱,那么戏剧作品中的普通人则成了个别和特例。一方面,戏剧舞台似乎成为表彰先进英模人物、表现重大历史进程的专用场域;另一方面,在余下极为有限的书写中,舞台则被‘城市中产’占据,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公共性,成为某一类人展示品位和趣味的‘橱窗’。而事实上,这部分人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不高,戏剧作品对这些大都市中‘上层’的聚焦客观上造成了对普通人的遮蔽。这种遮蔽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不自知,但这更需警醒,因为这显影了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在思想层面、观念层面对我们的深层影响。”
  在《新剧本》杂志主编林蔚然看来,创作者在现实题材的书写中,常常面临着两难境地,离生活越近,越难准确捕捉。而解决的方式常常是粗暴地将现实生活放进真空中,平地忽起高楼,自觉回避现实生活和人的多面性,或视角笔锋游移而失去焦点。模式化、格式化的写作方式,使得现实题材成为被相当数量的创作者小心回避的题材,而缺失对时代中人物的悉心观照,不能不说是当代创作之痛。直接捡拾生活中的“一地鸡毛”搬上舞台,缺乏提炼,失之琐碎;人为拔高或矮化塑造舞台人物,则流于矫饰,将现实的丰厚抽干成为空壳。而这一困惑也正成为创作者努力尝试突破的关键点。
  沉下心来深入生活
  现实题材创作难,突破这个难题,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摒弃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沉下心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在创作过程中,火热的生活总能拨动艺术创作者的心弦。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数次深入广西百色采风,反复调整剧本10余版,不断打磨、精进。听到年轻的“第一书记”黄文秀遇难的消息后,该剧编剧、总导演田沁鑫不顾可能遇到洪灾的危险,再次带领主创团队深入百色。“看到黄文秀的照片,读到她的日记,听到她的故事,我能想到的是她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姑娘,值得我们为她好好写个故事。”田沁鑫说,创作《扶贫路上》的过程,是一次向人民学习、被人民感动的过程。战斗在脱贫攻坚战一线的干部群众,赋予了《扶贫路上》最大的灵感与最深的内涵。
  在现代京剧《战士》的创作过程中,为展示共和国军功章获得者、战斗英雄胡兆富深藏功名60年,不忘初心,坚守本色,淡泊名利,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迹,主创团队与老人座谈,认真学习英雄事迹,翻阅史料,并多次驱车前往常山深山区,攀登上了常山高山之巅的砚瓦村,重走胡兆富当年极其艰辛困难的出诊行医之路。而这些采风收获,最终都化为或感人、或震撼的舞台呈现。剧中,年迈的老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背起病患的场景让无数观众落下眼泪。在该剧总导演翁国生看来,《战士》的创作过程,不仅是艺术化讲述胡兆富故事的历程,更是一堂“学党史、强信念”的生动课程。“这是一位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是真正的战士!他一辈子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拯救生命。哪怕现在95岁高龄了,他依然在做这件事,可以说,他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他无数次经历生死,对生死、对名利,他比一般人有着更深刻的认知。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翁国生说。
  写有感情有温度的人
  知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说:“文艺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文艺作品最终的落脚点是写人、写鲜活的人、写有情感有温度的人。人物形象立住了,作品就立住了。随着时间流逝,观众或许会淡忘小说或戏剧的故事情节,但仍会记得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而这些经典形象身上最具标志性的特质,往往也是时代打下的烙印。因此,现实题材作品走向经典,必须写出人的深度。
  在创作豫剧《重渡沟》时,主演贾文龙没有一味地拔高主人公马海明。舞台上的马海明活泼灵动,甚至有些许顽劣之性,有七情六欲,像很多基层干部那样有升迁、进城的愿望,但又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认为,这样的马海明突破了舞台上一般的英雄形象模式,如此才显得可亲、可敬,具备强烈的戏剧效果。“在《重渡沟》创作过程中,围绕马海明形象的塑造曾经有过一些争议,一度有人担心让马海明挂着照相机到处拍照,并且热衷于参加摄影比赛,是否会有损扶贫干部的形象,马海明的表演是否应该更正气凛然。显然,‘样板戏’时代英雄模范人物塑造的‘高大全’思想,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演出。面对质疑,河南豫剧院三团和主演贾文龙坚持了选择,于是才有了舞台上这位鲜活的‘马海明’。”傅谨说。
  对戏剧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导演艺术家王晓鹰总结了三点经验:一要深入挖掘人物的情感内涵和生命体验;二要有创作者自己的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三要有刻意追求“诗化表达”的创作意识。所谓“诗化意象”并不只是舞台形式,而是对“情感内涵”“生命体验”“真切感受”“深入思考”等整体内涵的舞台艺术表达。
  由此可见,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是艺术与思想兼备的,必将给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故事体验和生活能量。好的作品更应该直面现实、追寻生活,尽最大努力挖掘出生活与社会的真谛。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嘉  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与现实在定义上是相对的,历史是相较于现在和现实而言,发生在现在和现实以前的事情,现实是历史和未来的分割点。在时间上,历史和现实是连续的整体,两者互相联系,历史是以往的现实,现实有历史的影子,历史对现实会产生影响,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在艺术领域,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创作亦如此。在我们强调现实题材创作之时,在宽泛意义上讲,历史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现实。如果没有对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梳理,没有对历史的丰富汲取、深沉把握和深刻穿透,现实题材创作也容易缺血缺钙。
  我们创作的历史题材作品,终究要为现实观众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创作者在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把握历史的实践中,不仅要以史为鉴、借古喻今,更要开创未来。让观众可以从历史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从而对现实生活进行指导。现实从历史中借鉴,再用现实的眼光去反思历史。
  我们如今的现实题材作品终究也会成为历史。我们将为后辈留下什么样的舞台遗产,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珍贵黄金,更是需要创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回望历史,观照未来。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进入真正的创作阶段,考验创作者的指标就是其艺术构思能否客观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符合当下审美。具备整体认识的能力,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理出头绪,还原本质;以充沛的人文精神,从具体的事、物中传达对人的深刻关切;体现隽永的美学品位与追求……这些是对创作者最基本的要求,面对创作实践中的重重困境,竟逐渐成为了难以企及的标准。
  创作者的心态、视野和格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立意、容量和韵味。希望我们的创作者能真正心系民族伟业,坚守人民立场,以守正创新的原则,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用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源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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